黄有光：驳张五常之福利经济学全是废物的说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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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，也可以说是防疫的快乐经济学。

——黄有光

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中国人如何更快乐

你快乐吗？2020，中国迈向全面小康，物质生活富裕后，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，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？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？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NO.008 快乐与生命的价值：兼答张五常教授

前几天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建议，‘增加货币量，让有关的部门多花点钱救灾，有需要时让通胀率上升一点，但不要超过百分之七。灾后再调减货币量，慢慢地把此率调回百分之四与五之间’。笔者大致很同意张教授的建议。不过，在同一篇文章中，张教授也说，‘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经济学者，这几天我在想，经济学的确无法回答一个问题：一个人的生命何价？这可见那些所谓福利经济学全是废物’。笔者可以回答生命何价的问题。不但回答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，还能够算出，这个价值，如何随着个人的年龄的增加而大致改变，甚至得出，在一些情形，即使财富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，也可能有越老越值钱的可能。

即使福利经济学不能回答生命的价值问题，也未必就是‘全是废物’。单单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（市场经济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有效性）就有很重要的启示，虽然这定理要求的条件很严格。（详见：Ng 2015.）

笔者认为，终极而言，唯有快乐有内在的价值。因此，生命的价值，就是使我们能够享受（净）快乐。不限于自己的快乐，还有对他者快乐的贡献。例如邓小平，他对社会的价值，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快乐的享受。不过，有些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正的，有些人的贡献是负的。平均而言，或针对一个代表性个人，其净贡献多数情形应该约等于零。加上简单起见，我们主要只考虑生命对本人的价值。

如何衡量一个人对其生命的价值的评价呢？部分由于上述原因，部分为了简单起见，我们不考虑错误和不理性的评价，也不考虑对他者的影响或他者对他的影响，只考虑一个理性的人对自己生命应该有的评价。这个评价，至少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衡量对象。第一是衡量此人剩余生命的预期个人总福祉或总快乐（或代表偏好的效用；不考虑他者与无理性，偏好和快乐一致）；第二是衡量此人对自己生命值多少钱的估值，或剩余生命的金钱价值。由于这第二个价值是以金钱衡量，比较容易进行人际比较，因此，经济学者比较关注这个金钱价值。这个生命的金钱价值，对一些公共政策尤其有关。例如，值得花多少钱来改善某些能够减少人命损失的交通设施呢？西方一些研究得出，有一些方面，几千美元的投资就能够减少一条人命的损失，不到生命的金钱价值（在美国约为一千万美元）的0.1%，肯定值得投资（详见Viscusi & Aldy 2003）。

不过，也有些问题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时间来比较，不必用金钱。例如，不久前我曾经在微信收到一条信息，说某人在抽水马桶里发现一条蛇，让人们上厕所时小心。我读到后，直观的反应是不必为这种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操心。仔细一算，证实这个直观看法。抽水马桶有蛇，应该是几十年全中国最多出现几次的极度小概率事件。全国几亿个抽水马桶几万天（每天约使用二十多次）出现几次，这是不到十万亿分之一的或然率。即使如果没有注意到马桶有蛇，一定会被咬死，而每次上厕所，只要花一秒钟就能够避免这个危险，也是不值得的。死亡，即使是损失60年的生命，也损失不到19亿秒，19亿秒的十万亿分之一，不到0.0002秒。成本是效益的几千倍！因此，理性而言，完全不必为马桶可能有蛇而操心。同样的推论，除非接触到病毒感染源，不必花几分钟用消毒液洗手，只要用清水洗就可以，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。

回来讲生命的金钱价值。很多人可能认为，任何一个人，在任何时期，其生命都是无价的，怎么可以讨论值多少钱呢？

说生命是无价之宝，有一定的道理。如果你杀死一个人，不论你赔多少钱，对那位死者本身而言，多半都是不值得的。因此，如果代价是自己必须死，多数人很可能不愿意接受任何大数目的金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的生命是无价的，或价值是无穷大的。不过，也有很多例外。很多穷人，很可能愿意为了不是很大的数目的金钱而死。甚至不是太穷的黄有光，也曾经自己出价，愿意出售自己。他，或者说我本人，在于201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市场与道德》（Markets and Morals）一书中第155页，白纸黑字说，愿意以一千亿美元出售自己，不论是成为奴隶还是成为死人，条件是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用这笔钱。我认为，如果能够让我用这么多钱来做许多有意义的事，对世界的贡献会很大，即使我自己必须做奴隶或死亡，也是值得的。对我自己的快乐来说，肯定不值得，因为只有六个月（而我预期能够活到超过2042年），但由于能够大量提高他者的福祉，我认为我有道义自我牺牲。

人们也经常说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重要的，不能够说有些人的价值比较大。这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表示对每个人生命的高度尊重，避免草菅人命。不过，严格而言，这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。例如，黄有光自己认为其（剩余）生命的价值，不超过一千亿美元。但是，他以及绝大多数华人都应该同意，在1978年或1992年时，邓小平的生命的价值，至少对整个中国来说，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亿美元。

如何衡量生命的金钱价值呢？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吗？经济学者的办法是，用人们真正的选择来代表人们真正的评价。生命的金钱价值也可以根据人们在涉及有生命风险的选择，来推论出人们对自己剩余生命的金钱价值的评价。（当人们的偏好不是完全理性时，可能须要一些纠正。）

我们生活中有许多选择是有涉及生死存亡的风险的。例如，你要从上海飞到新加坡，简单起见，假定只有两家同样时间的不同航空公司可以选。这A和B两家航空公司在其他方面有大致相同的水平，但A公司比B公司有比较高的安全记录。坐B公司的航班，死亡率比A的高一万分之一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选B公司，死亡的概率会增加一百万分之一，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差异。那么，除非你想要自杀，当然偏好买A公司的票。不过，如果A的票比较贵，最多贵出多少，你还愿意买A的票呢？如果贵出10元，你勉强还愿意买，超过10元，你就会买B的，那么，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的评价，就等于一千万元，因为这等于10元除以一百万分之一。避免一百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值10元，因此，你对自己整个生命的估值是一千万元。看，经济学者就是这样来计算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评价的。

当然，这种估值，受到人们的财富的影响。你越有钱，越有能力为减低死亡概率付款。你可能认为这不合理，但任何市场上买卖的物品和劳务，谁认为值得买，谁认为不值得，除了各人有不同的偏好，也是受到各人的财富的影响的。很贵的东西，只有有钱人有能力买。市场买卖是双方愿意和互惠互利的，不能够说不合理。不合理的地方，可能是有人用像滥用权力、贪污等手段赚钱。不合理的地方是在金钱来源的方法，不在金钱使用在正当市场商品的购买，不论是用来买米饭、龙虾、还是比较安全的飞机航班。其次，即使有些人太有钱，有些人太穷，政府可能应该通过税收等方法来减少不平等，但不应该在具体措施上，在没有像污染等效率原因下，干预市场的交易。关于这点，有机会我们以后还会再讨论。

下星期，我们会讨论，根据上述人们对自己生命的估值，会怎样随年龄的增加而改变。一个显然的因素是，如果财富随年龄而增加，就会有越老越值钱的结果。不过，我们会发现，即使整个人生的收入已经给定，年轻人能够向银行借钱，以后才还钱，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财富，也会有越老越值钱的可能。年纪越大，剩下的生命越短，不是应该价值越低吗？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想想，有什么原因，会使这个价值反而增加呢？（简单起见，假定效用函数不变，享受消费的能力不随年龄的增加而改变。）给你一个暗示，这个越老越值钱的结果，必须是在实际利率足够高的情形。实际利率是扣掉物价上涨的因素后，净利息占本金的百分比。下一篇文章给你详细答案，并且解释一个理性人应该如何估计自己生命的金钱价值。到时见！

文献

NG, Yew-Kwang (2015). Welfare economics, In: James D. Wright (Editor-in-chief),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& Behavioral Sciences, 2nd edition, 2015, Vol 25. Oxford: Elsevier. pp. 497–503. 张清津的中译发表于《东岳论丛》，2016年1月，37（1）。

VISCUSI, W. Kip & ALDY, Joseph E. (2003).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: A critical review of market estimates throughout the world.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, 27: 5–76.

黄有光简介：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（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）经济学学士学位，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（Reader），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（personal chair）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（Emeritus Professor）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，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（Distinguished Fellow）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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